在三大救市政策推动的反弹中，迄今指数最多涨了29.46%，但据调查，绝大多数投资者资金卡仅增长了5%—10%，这表明暴跌所导致的极端的熊市思维扭曲了投资者的正常心智，低估了三大救市政策的威力，将“9·19”政策救市与“4·24”政策救市混为一谈。

　　为何不能将“9·19”政策救市与“4·24”政策救市混为一谈呢？

　　从救市利好政策的层次看，“4·24”时出台利好的层次是证监会和税务总局，而“9·19”增加了国务院所属四个部门——国资委、央行、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表明本次救市是国家战略。

　　从救市政策的力度看，“4·24”时的关键利好是推出大小非减持的大宗交易平台，但由于其中有漏洞，尽管有关部门接二连三地打补丁，市场也不认同其利好效用。而“9·19”的关键利好是汇金公司购买三大银行股以及国资委支持央企回购或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并明确宣布是救市，表明股市政策出现了大转向，还实实在在地拿出真金白银向股市注资。

　　从救市时美国金融危机程度看，“4·24”救市时，美国次贷危机的“黑洞”还未真正暴露，不确定因素甚多，美股指数在12000点以上。而“9·19”救市时美国次贷危机已演化为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推出7000亿美元的拯救危机方案有望获国会通过，化解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大，加上各国政府都在协同救市。此时中国政府救市的借鉴更多，底气更足，阻力更小，成功的概率大增。

　　从救市时国内经济形势看，“4·24”救市时，CPI高达8.1%，经济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双防”、“一紧”，当时人们最担心的通胀失控。而“9·19”救市时，CPI已降到4.9%，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变为“一防”、“一保”，6年来首次下调贷款利息和存款准备金率，有望推出一揽子振兴经济的政策。此时救市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救市时大盘的跌幅和起点看，“4·24”救市时，大盘跌幅为51.2%，起点是2990点，平均市盈率在25倍以上。而“9·19”救市时大盘跌幅为70.6%，起点是1802点，平均市盈率降至15倍，救市后的效果自然迥异。

　　从救市的决心和护盘力度看，“4·24”救市政策出台后，由于没有护盘配套措施，效果甚差。而“9·19”救市的配套动作可谓紧锣密鼓，汇金出手三大行，中石油、中煤能源、中国联通等一批央企增持，证监会一个月内两度修改规则，为央企增持在程序上和时间上提供便利，并证实融资融券利好正在准备中。由此可见“9·19”救市是经过精心策划并有政策保驾护航的，大有只许成功、不容失败的架势。

　　从对后续救市政策的期待看，“4·24”救市时可打的后续牌甚少。而“9·19”推出三大救市政策，市场对后续救市政策预期甚多，尽管这些利好能否落实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大盘反弹30%—50%并非奢望。

　　(本文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企业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士)